读《梦幻花》的过程中，我反复意识到一种难以忽略的不安。这种感觉并不是来自悬疑结构本身，也不是因为故事节奏或逻辑漏洞，而是一种更隐约、却持续存在的阅读体验：女性角色似乎总是以“被看见”的方式进入叙事，而不是作为一个正在行动、正在思考的人出现。她们并非被粗暴对待，语言也称不上低俗，但正是这种“看似温和”的描写，让问题变得更加隐蔽。
在小说中，女性角色初次出现时，叙事往往优先交代的是她们的外表。穿着、身形、身体线条、给他人带来的视觉印象，构成了她们被引入故事的主要方式。类似“穿着T恤和短裤”“腿部线条显眼”这样的描写，本身并不激烈，却在无形中完成了一次角色定位：她首先是一个被观看的对象，其次才可能是一个人物。这种顺序并非偶然，而是反复出现的叙事习惯。
问题并不在于文学是否可以描写外貌，而在于女性角色的外貌被反复置于叙事中心，而她们的内在经验却被弱化甚至忽略。与之相对的是，男性角色通常拥有完整的心理描写和行动轨迹。他们的犹豫、选择、信念与转变，构成了故事真正向前推进的动力。女性角色更多承担的，是触发这些变化的功能：她们的存在让男性角色产生情绪、回忆或行动冲动，却很少被允许拥有同等重量的叙事空间。
这种书写方式往往被解释为“自然”“青春”“细腻”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它很少被质疑。男性的凝视被当作一种无需反思的感受，被包装成心动、悸动或纯真的回忆，而女性是否意识到这种凝视、是否感到舒适，往往并不重要。叙事默认读者会站在观看的一侧，而不是被观看的一侧。当这种默认立场没有被点破，它就显得理所当然。
但对于不少女性读者而言，这样的描写很难完全无感地接受。阅读时产生的不适，往往不是因为某一句话“过分”，而是因为一种熟悉的结构被再次复制：女性的身体先于她的意志被呈现，她的存在被简化为一种视觉经验，而她是否愿意、是否自觉，却并不构成叙事的一部分。这种不适并不是敏感或过度解读，而更像是一种基于现实经验的直觉反应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问题并非东野圭吾个人独有。它更像是一种被长期正常化的文学传统，尤其在通俗文学与悬疑小说中，男性视角常被视为“中性视角”，而女性则被当作安全的审美对象。这种结构使得女性被描写、被观看、被评价，成为一种无需解释的叙事前提。当这种前提不被挑战，它就会不断被复制，甚至被奖项和市场反复肯定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对《梦幻花》的这种批评并不是否定作品的完成度，更不是否认其他读者的阅读体验。它只是试图指出，在技巧成熟、结构稳妥的叙事背后，是否仍然存在一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、却并不公平的观看方式。当文学不断重复同一种视角时，被压缩的不只是女性角色的复杂性，也包括读者理解世界的可能性。
提出这样的疑问，并不是要求文学承担道德说教的功能，而是希望阅读本身能够多一点自觉。文学并不只是讲故事，它也在塑造我们如何看待他人、如何理解关系。当女性始终以“被看见的身体”进入叙事时，这种看似无害的描写，实际上正在悄悄限定她们可以被理解的方式。
或许，真正值得追问的并不是“这样的描写是否允许存在”，而是：当我们一次次称赞作品的真实与细腻时，是否也愿意停下来想一想，它究竟真实地站在了谁的视角中，又忽略了谁的感受。阅读并不会因为这样的追问而变得狭隘，相反，它可能因此变得更自由。
本文作者为菊，转载请注明。